2017年获奖的塞勒就有企业家基因（其实是金融家），因为研究行为金融学（后来又发展为行为经济学）获奖。其联名的基金公司旗下基金Undiscovered Managers BehavioralValue Fund（UBVLX）的业绩从基金成立日1998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到2017年9月底回报率达到8.3倍；而同期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涨幅仅3倍。说个题外话，好像没有在中国同期买房回报高。此君还在获过奥斯卡奖的电影本色出演一个对冲基金经理人，果然想要洞察人生，就得有丰富多彩的经历。
这么说来，企业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差一个能获奖的理论了。
3、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讲接地气
个体从来就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目标，“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一个为了理解和控制20世纪金融和商业周期这种要求而姗姗来迟的人工产物”。
在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横空出世时，它是瑞典央行游说政府的工具。当时欧洲经济开始不景气，显学“凯恩斯主义”开始遇到难题，解决不了当时经济刺激下的无效。而且经济发展到一定层面开始把更多的人纳入金融体系范畴，个体的微操作通过群体累积放大之后可以变成山崩地裂的海啸，并以强大的力量影响金融格局。处在社会毛细血管的个体也随着金融的或荣或枯而高低起伏，个体和金融体系始终在相互影响。
有句话说，政治经济学虽然表面上无法触达最基层的个体，却会深刻影响每一个个体；个体的行为也不会对大政方针有丝毫影响，但群体的预期和行为却会导致经济周期循环。
经济学家想通过对个体的具体行为方式的研究预测群体在某些环境下的表现，从而能对经济运行有更多有效应对，行为经济学也由此诞生和被认知。如果把2012年的卡尼曼算上，2013年的希勒算上，2017年获奖的行为经济学的开创人塞勒比前两个与行为经济学有关的经济学家还后获奖就很有意味。
学界开始对行为经济学还是半信半疑，因为它很难像计量经济学一样可以用公式说话，也很难有精确的模型拟合现实规律，但就是有用。
行为经济学家一直在多维度分析个体行为，把现代的经济人行为进行切片细化，同时借用新的方法和工具给以前“经济人”的定义做补充和修正。这将不仅有益于商业活动，同样也有益于在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取舍（当然最初是给基金经理人参考的）。现在，这些理论下放到商业活动的具体场景中，在电商平台中被一次次应用和证实，花样也层出不穷。比如有商家以撒网捕鱼式的拉新，也有让用户组队薅羊毛式的留客。一物降一物，一招更比一招高。
这也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