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拿滴滴和阿里来举例，是因为相比百度、腾讯、华为等公司，滴滴和阿里能够解决广大的没有学历、没有技能的普通人的生计。而百度和华为哪怕现在再提供10万个岗位，对甘肃杨改兰这样的家庭难以有任何改变。
上文我提到的山西临县的那户家庭，我建议男主人加入滴滴平台，做一名网约车司机，这样虽无法大富大贵，但也应该能够让家里的三个小孩正常上学，和其他的小朋友快乐的玩耍。
与此同时，国内除了滴滴和阿里，还有58同城、达达物流等等最少几十个能解决无数人就业、帮助他们脱贫的互联网平台。今年6月我通过到家APP找了一个阿姨深度的清理房间，在谈话中我了解到阿姨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没有上过学，在城里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就做了保姆，现在她通过这种互联网APP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6000元以上，自己留一部分外，其他的寄给家里。我想，如果“甘肃惨案”中的杨改兰，能带着她的吃苦耐劳精神，进城务工，加入这种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话，让家里三个孩子解决温饱不成问题，也不至于后续发生的悲剧。
然而，先进的互联网平台对就业、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没有我们想象的顺利，出现了一只只看不见的监管之手，来进行人为的干预，其中主要的体现就是我们发现通过互联网平台给消费者提供服务，一个个都开始需要各种“证件”。作为一个关注产业互联网发展十几年的第三方观察人士，我曾经多次撰文呼吁我们有关部门取消这些所谓的证件，让市场经济来检验这种互联网新模式。但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管理者，还抱着计划经济的思路，一旦发现新的模式干预到过往的利益分配，纷纷打着维护市场秩序、消费者安全的口号，进行所谓的监管。
当然，对当前的互联网环境，我一贯支持通过立法来保障行业的发展，我也写了诸如《对网信办“搜索服务13条”新规的3点看法》等多篇文章来分析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现在我看到的各地出台的很多政策，与很多关于互联网立法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出台的各种法规，说白了本质上就是为了保障互联网高效、健康的发展运行，而现在很多需要“许可证”的法规和规定，本质上限制了互联网的发展。
2016年9月9日，交通部又出台了新规，《规定》指出，从10月1日起，网约车驾驶员需申请从业资格考试，需要参加全国和地方两级考试。9月10日我在接受《重庆商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关于网约车的管理，用考证的方式不妥，更应该鼓励和支持滴滴这个平台，让它自己完善它平台的管理机制，通过大数据和人工审核、监测的方式，对司机进行门槛的提高和准入，并且后续持续的通过数据分析，来优先展示服务水平更高的司机”。 不过，我的看法注定不会对新规有影响，我们几乎可以预计，会有一大批司机因为所谓的证件考试限制，丢了这个饭碗。
同样，那一只只看不见的手不仅仅伸向了出行领域，还包括其他。最近我通过路人甲这个APP，准备给一些特定的公益和扶贫项目进行捐款，因为路人甲这种第三方企业做的APP相比红十字会和希望工程等，提供的都是一些非常小但很细节，目标很明确的帮扶项目，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的支付来参与，并且能后续通过APP查看项目的进程，做到公开透明，让我们的每一笔善款都在阳光下运行。但现在我发现，这个APP无法捐款了，提示原因是“法律法规限制”。后来进一步了解到，这一切都是《新慈善法》“搞的鬼”,规定必须有证件才可做慈善平台，所以现在不止是路人甲，国内其他的APP或者平台，如果你拿不到证，都无法做善事。
这样的情况不免让人悲愤交加，简直是可笑至极、荒唐至极，做慈善、做好事都需要证件，实在是匪夷所思。此次此刻不免让人想到悲壮的民族英雄岳父，没有被强大的金国搞死，最终被自己人活活害死。可以说今天的社会，为什么脱贫如此难以解决，原因自然是多样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理者的乱作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做慈善也需要拿到许可证，此事再过30年，会当做笑话被载入历史。
李克强总理近年来无数次的强调，我们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同时，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一个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上来就管死了，而要先‘看一看’。这既是给它一个成长的机会，也是为了暴露监管漏洞，让随后出台的监管政策更加公平有效。新业态和传统业态有时会遇到一些矛盾，我们会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既要保护新生事物应有的发展，也要推动其自身的修缮过程。
同样对于扶贫来说，笔者也呼吁有关部门放开那只看不见的手，尤其是民政部门和交通部门，更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新的互联网经济模式运行，让市场去检验新模式和新平台的走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