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来讲,岳珂,就是那个有吹捧自己爷爷嫌疑的岳飞之孙,在《冰清古琴》一文中提到自己慧眼识赝品一事。岳柯在李奉宁府上做客时,碰巧遇到和古琴商洽谈购买冰清古琴,有个叫叶知几的名士自诩专家,“一见色动,掀髯叹咤,以为至宝”,李奉宁马上就要掏百万钱相购。
但是古董商漫天要价,说是已有买家出手两倍价钱,李欲得之,招宾客商讨,此时岳柯疑心叶知几种种表现,上前查看,以铭文与宋帝避讳揭穿其为赝品。由此可见,伪名士实为害群之马,专家之说更是不可尽信,古代如此,现代亦是如此。
除了商品交易,其实找托儿也是惯用的政治手段。比如武则天授意武承嗣,暗中安排人在一块白石上刻紫砂文字“圣母临水,永昌帝业”,然后让唐同泰进献,称此奇石在洛水中掘出,这过程的参与人员基本上都可以称为“托儿”。
另外,刘邦欲废刘盈,张良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请天下四大名士出面吹捧刘盈,刘邦不得不放弃废储想法。在古代特殊的政治、商业环境下,托儿的作用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主要源于信息的闭塞和落后,尤其对名士之流带有盲目崇拜心理,说到底也是贴合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找寻人性的弱点进行变相推销,从而得利。
以三个时代各自的发展状态,其实不难看出托儿的演变之路。封建时期,农业为本,商业从事者地位很低,寻常百姓想要从事该行业又面临天灾人祸等风险,自身生存已着实不易,因而花钱雇人为买卖造势的现象应该不是大规模普遍存在,反而政治斗争却将此用得得心应手。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托儿的形式便随之深入到各行各业,游走于大街小巷,自此“布托儿”“鞋托儿”“饭托儿”层出不穷地出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现象。但是当时的托儿虽形形色色,但参与者大多以骗钱为目的,巧设骗局、赚取不正当利益,是一种轻微的诈骗方式。
这点与现在的找托排队有本质区别,因为网红店的做法不涉及骗,其产品、法人及店内资源都是真实存在,假的只是托儿营造的热闹景象。对于这种演变,其实可以认为是变相的去粗取精,将其发展成一种宣传推广的营销策略,而非从中牟利的不正当手段。
假与骗的一墙之隔,在于纵容
当然如今的诈骗也经常将托儿作为设局的一部分,不过现在所讲的只是作为一种商家营销模式的假托儿,比如实体店中的排队黄牛,网络泛滥的水军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仅限于为商家营造假象或是间接参与商业斗争,基本上不会触及到法律底线,即使有责任,主体也只是商家。